他最好的被禁之美國70多地起火作,隻可惜在內地上映無望

老實說,這部片子我想瞭快一個月才敢寫出來。為什麼?第一因題材緣故,內地上映無望,能看到就已經很好瞭。第二字幕不完整,甘肅方言聽的我一知半解。第三時間太長,495分鐘(八個多小時),耗時耗力。但是掙紮瞭大半個月,還是決定寫,因為我覺得我有這個義務——《死靈魂》記得當時看瞭眼簡介,“反右運動”“極右分子”,我就倒吸一口涼氣。再看導演果然是遊走在邊緣的王兵。一個專註於拍攝紀錄片的導演,一個獲獎無數卻被擋在國門外的導演。英國電影學會評選為“影史最偉大的50部紀錄片”,他的《鐵西區》是唯一入選的華語片。《和鳳鳴》《三姐妹》《夾邊溝》……他像是一個執劍天涯的俠客,用鏡頭展盡天下不平事。《死靈魂》同樣敏感,隻受邀在戛納影展特別放映過。在中國甘肅的戈壁沙漠中,至今還沉睡著無數個無名的骸骨。他們死於饑荒,死於疾病,死於1957年的“反右運動”。周惠南是國民黨俘虜,他說我們需要工作,國傢需要人,他就加入瞭祖國建設。在部隊他依舊積極努力,轉業後到瞭地方,與部隊上下級可以交流思想不同,地方上領導就是領導。當時全國都在搞“大鳴大放”,他就向領導提瞭幾個工作上的改進意見。比如當時上面提出的是“抓5%的壞人”,結果等落實就變成一百個人裡必須抓出5個壞人,才能完成任務。他說應該實事求是,壞人有幾個抓幾個,5%隻是全國概率,不能教條主義。在廠長看來老人說的完全在理啊彩票寶,但是他卻被打成瞭“極右派”。就是因為湊不夠5%,他之前提的意見也成瞭“反對領導”,“反對領導就是反對黨。”這一下子就被蓋上瞭棺材板,被批鬥的次數他也記不清瞭。接著他被送到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。從1957年到1958年,在甘肅省約有3200名打成“極右分子”的人,被送往戈壁中的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。如果說周惠南老人曾是國民黨軍人,歷史不清楚,有被懷疑的理由,那他弟弟則是完全被冤枉。兄弟周指南沒參過軍,是個高校學生,畢業後進瞭政府單位,負責審計工作。在一次工作中,他發現瞭一個項目漏洞百出,但當事人隱瞞不報。秉著公正的態度他指出瞭這些漏洞,但也得罪的當事的縣長。雖然市長保著他沒挨多少批鬥,他同樣被打成瞭極右分子。夾邊溝是鹽堿化嚴重的沙土地,耕作前必須挖出縱橫交錯的排堿溝,堿水具有極強的腐蝕性,對人體傷害極大。大冬天他們站在堿水裡,每人一天挖土挑土二三十立方(約五六十噸)。工作量極大,吃的也遠遠不夠。一開始每人每月還是40斤口糧,1960年的十月份,就降到瞭每人每天半斤口糧。一天一斤多還不夠吃,更何況是半斤?周惠南的妻子去農場看丈夫,發現他們下工後都在捋草籽。糧食不夠吃,把草籽磨成面,喝草籽糊糊。是的,你沒看錯,那東西很苦很澀,難以下咽。草籽吃多瞭,無法排便,肚子鼓得像皮球,最後活活被脹死。但是沒辦法,為瞭活下去。妻子回憶說一個月前去看望丈夫,火炕上還人挨人的睡著好多,隻隔一個月再去,炕就空瞭。嗯,空瞭。1960年夏,為貫徹上級要求,除下三四百老弱病殘外,夾邊溝往高臺明水調一千多人,建河西走廊最大的農場。這裡的荒灘,除瞭風沙什麼都沒有,白天挖排堿溝,晚上睡地窩子。農場大量餓死人的現象,被檢查工作的中央人員發現後,迅速向上報告,中央高度重視,“搶救人命”也隨即展開。祁錄基是當時夾邊溝食堂的師傅,據他回憶一開始是一天死一兩個人,後來就是一天死七八個。一個月後,一天就死幾十個。眼看這樣不行,場長讓他把不能過冬的瘦弱的羊殺幾隻,弄成湯湯在夜晚給大傢補充一頓。當時他隻有二十多歲,年輕人膽子小,在夜晚和其他師傅抬著大桶進“宿舍”摸著黑給大傢發湯,沒走幾步就能踢著一個硬邦邦的屍體。後來他習慣瞭,也就不怕瞭。工友在夜裡死去的也不稀奇,上工喊不起來,一摸身上已經涼透瞭。老人笑著說著過往,我卻揪心的疼。1961年前後,國傢才陸續開始分批遣返所有右派,並恢復名譽及工作,死亡人員傢屬子女給予妥善安置。盡管盡很大努力彌補,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仍是個悲劇。每年清明鬼節都會有很多人來祭拜自己的親人,即便沒有墓碑,沒有墓穴。你以為夾邊溝已經是地獄?據曾在農場搞宣傳工作的“右派”回憶:夾邊溝農場送去瞭大約3200人,最後活著從明水回來的不超過300人。也就是說,有近3000人永遠沉睡在明水的黃沙之下。影片帶著我們探訪瞭那裡,沒有對白,隻有呼嘯而過的狂風和看不到盡頭的黃土。還有腳下被風刮出來的白骨。曹宗華是幸存者之一,回來以後他就和一起逃回來的同伴想在“明水”和“夾邊溝”建兩座公墓。他們先是拿草繩把那裡圈瞭起來,丟在外面的赌博网骨頭,他一會兒就撿瞭一大袋子。一開始建公墓這件事,民政局長縣長都很支持,可沒幾天就因為上面的壓力“翻臉不認人”。曹宗華沒辦法,隻能把白骨葬在夾邊溝。說來也奇怪,裝白骨的大箱子提著都是輕輕的,就是死活拉不進墳圈子。影片名叫《死靈魂》本身就帶著靈異色彩,雖然我們不宣揚這些,但那麼多屈死的人,死後連具整屍都沒落下。任何靈異的事情,我都信。在明水拍白骨的時候,鏡頭就無疑捕捉到瞭一個放羊的老人從不遠處經過。這也印證瞭之前周惠南老人說的:一說明水都知道,放羊的總會經過的亂葬崗。羊一波波的長大,亂葬崗還是白骨累累。導演追上去采訪牧羊老人,由於沒有中文字幕,方言我隻能猜個大概。他們是1987年應國傢號召遷到這裡的,他指著遠處的平房說包括他傢後面,都是墳圈子。包括現在也經常能看見圓圓的頭骨,他比劃著。那時,他親眼看見推土機把戴著銬子的白骨推進瞭河溝。你看到瞭多少?多著呢。有具體數量嗎?多得很……從老人質樸的方言中,我隻聽懂瞭關於這片土地的隻言片語。“很多”“白骨”“墳”“銬子”。憑借這些詞匯,我就能腦補出畫面,甚至能看見在戴著銬子工作的他們。影片裡有這樣一幕,周惠南之弟周指南的葬禮。當時這兄弟倆靠著姐妹幾人從牙縫裡省出的糧食,才活下來逃出來。他的長子在靈前訴說著父親一生的苦難,棺槨在運往墓地時走一個好幾折的長坡。黃土漫天,板車艱難前行,壯漢們喊著號子不停向上推。我在想是不是這片戈壁上,所有生命都仍如此艱難?近些年的影視作品也在漸漸反映“不光彩”的事,在我看來這正是“最光彩”的事。比如《風箏》,身在敵營,為國效忠半生的鄭耀先,被年輕小兵扭著胳膊拉出去批鬥。長輩說這些鏡頭往前推二十年,沒人能看見,誰都知道,誰都不敢說。之所以《風箏》能大火,我想有尊重歷史的一部分原因在吧。有底氣承認之前所犯的錯誤,是因為你足夠強大。當時來夾邊溝明水的大學畢業多得很,連長征幹部都來瞭,還有各單位的專業幹部,公安局局長,蘭州大學校長等等。但在管教幹部眼裡:他們隻是要被管教的勞教分子。每晚開小會學習,自我反省,自我檢討,檢舉別人,同是天涯淪落人卻彼此設防,誰都不敢貿然交友,甚至不敢與人交談。“右派”多是知識分子,不願受辱,也不願落在別人後面,有人夜裡跑出去上廁所,就吊死在樹上,最後還落一個畏罪自殺。1960年前後,全國性饑荒,“夾邊溝事件”並不算特例,隻是發生在特定情況下的嚴重現象。祁錄基說“人吃人”一點都不新鮮,白天死瞭拖到亂葬崗,晚上就被開膛破肚瞭。我突然想到常遊蕩在亂葬崗的野狗,原來人餓極瞭和野狗並無差別。除去天災,人禍的“5%”我隻得苦笑。文化程度不高,造成嚴重的誤讀,教條主義,抓人充數。周惠南是國民黨舊軍人不假,但他加入共產黨後表現很好,經常受到表揚,但“舊軍人”的帽子他一輩子都甩不掉。因一個污點就全盤否定,這樣的觀點在任何年代都會蹦出來,也包括現在。哪有一塵不染的聖人,哪有完美無缺的國傢?有問題就去彌補去改正,完全否定過去與未來,太荒唐。2012年,他去世瞭,四年後導演去看完他老伴,老人說:能早死早死,早死瞭少受些罪。不知是在說丈夫,還是在說自己,是說過去,還是現在。王兵以發生在甘肅酒泉的夾邊溝事件為題,已經創造出紀錄片《和鳳鳴》(2007),故事片《夾邊溝》,以及錄像短片《遺址》。這次的《死靈魂》是他早期的拍攝和調查工作紀錄,是前幾部的紀錄。這項工作開始於 2005 年,王兵用三年的時間密集尋訪夾邊溝事件的幸存者,采訪瞭二十多位幸存者。最艱苦時他住柴房,四周墻上都是冰,爐子燒的通紅也沒能燒化一點。就這樣挨一夜,第二天清晨照樣起來拍葬禮。西北的冬天特別冷,坐農村公交車,沒有暖氣,一坐就是好幾個小時,然後在等到夜裡十點倒車去蘭州。王兵說這些年他就是這麼過的,後來租車跑瞭一年,河西走廊的鄉道,縣道他閉著眼都能走。你就算一公裡一塊錢油錢,光交通費就40萬,其它的還不算。他的確國外獲獎無數,得的那麼多獎金,也都花在瞭這裡。《死靈魂》幾乎沒有什麼剪輯,老人的沉默,靜靜的看著窗外。長時間靜止,我想這才是紀錄片的本意。沒有語言,卻勝過千言萬語。王兵說這些歷史如果不紀錄下來,這個社會任何人都不會記住他們,隻有他們的孩子能記住。等孩子死瞭,這一段就結束瞭。對於國內無法上映,他顯得無所謂:隻要人們想看,它總是有。不管在哪個國傢,它遲早會傳播,但如果沒記錄下來,結束瞭就什麼都沒有瞭。對我來說,我盡瞭我所有的能力,包括經濟,體力,才華我全部拿瞭出來,再我也沒辦法做到瞭。最後影片的鏡頭定格在黃沙漫漫的那片戈壁灘上,沒有任何語言。對於我們,那些幸存者的遭遇是應該被關註的。但片名被定為《死靈魂》,是因為整個事情的中心是那些在黃沙下埋葬的人。他們就像戈壁灘上空的夜星,我們可以隱隱看見他們背後死亡的故事。也許這部片子,或許不會被很多人看到——但在你看到它時,死去的靈魂就被喚醒。他們就在那看著我們,提醒著我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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